在这种气质引领下的姜文,在塑造英雄的过程中,并不会按照传统主旋律电影“高大全”的方式来进行刻画,而是常常把英雄人物置于历史的洪流中,被时代的荒诞所裹挟,因而凸显出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如《鬼子来了》中愚昧、胆小的马大三面临着亲手杀掉日本兵的困境;马走日从一个为别人解决麻烦的“教父”式的人物沦落为有冤不能伸的杀人凶手等等。姜文这种既自信、念旧,又反叛、怀疑的特性,使得他的作品既有对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宣扬,也有对愚昧无知、娱乐至死的国民性的批判,从而展现了其对社会历史环境下个体生存意义的探索。

个性化的价值观、历史观：对于姜文这一个性张扬,崇尚批判精神的导演来说,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折射了他的成长经历,也映照了他独特的价值观、道德观、历史观。在姜文成长的特殊时代、战争大环境以及建国后的卫国戒备中,“尚武”精神一直占据着话语权。这种“尚武”的传统使姜文在电影中潜移默化地展现出对暴力的热爱,同时他也从不掩饰这种热爱,他的暴力表达往往充斥着自我的英雄主义,同时也诉诸于兄弟情结、侠义情结等元素中。

作为一部商业片导演,姜文很擅长营造暴力美学的视听风格。《让子弹飞》尤为明显,影片直接展现了老七的腮帮子被打穿、六爷剖腹取出凉粉、马邦德的屁股被炸得挂在树上等暴力场面;在《邪不压正》中则主要体现在开头李天然师父一家被朱潜龙与根本一郎用刀杀死的情节,血肉横飞的场面给观众强烈的视觉震撼,强化了李天然复仇的心理动机。

除了这些直观的暴力展现,姜文的故事中从来没有二元对立的正邪之分,主角常常亦正亦邪,没有是非分明的道德观念。好人同样能杀人,而恶人也可以成为英雄。《邪不压正》中,蓝青峰为了更伟大的革命利益,毫不留情地把有碍李天然复仇的无辜美国人亨得勒推下了城墙,《让子弹飞》中,本来是土匪的张麻子上任鹅城后,却逐渐变成了对抗地方恶势力的英雄。

尽管从小接受的是最正统的红色教育,但姜文这个干部子弟却并无坚定的“邪不压正”的思想,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需要公正,更需要英雄来维护这份正义,但历史现实的转折又使他对正义是否会到来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姜文的有意无意中,他笔下的历史往往处于荒诞和不真实中,正义或邪恶也常常不是个人能够主动做出的选择,在环境的压迫下,人物往往处在正邪交织的困境中。这大概也能部分解释为什么《邪不压正》给观众“平庸而直白”的感受,和其他优秀的作品相比,这部电影中的人物大都正邪分明,动机直接、单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缺少真实的人性表述,实在难以引起观众的共鸣。

除了个性化的道德观,在历史的表述上,为了规避踏上前人的旧路,姜文大多回避深刻的民族苦难和宏大的历史叙事,而倾向于用戏谑幽默的手段解构严肃的历史和沉重的人生。《阳光灿烂的日子》用军队干部子女的青春狂欢代替了深刻的历史教训;《邪不压正》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李天然却恶作剧似的偷来日本人的印章盖在警察局长情妇的屁股上;《鬼子来了》更是展现了沦陷区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军民一家亲”的诡异而荒诞的场景。这些光怪陆离的叙事设置,既增加了影片的喜剧效果和观赏性,又投射出导演对待历史人生的态度。

在体制与作者性中搏斗的导演：姜文的家住在东单的内务部街胡同里,他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教师。部队大院和胡同,都有着独特的文化特征。在这两种环境成长下的姜文,“热情,又理性;高傲,又朴实;自豪,又自卑;冲动,又克制”。同时,在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姜文,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干部子弟气质:见多识广、豁达仗义。自身的优越天赋与批判精神相结合,注定了他不可能规规矩矩地走“体制内”的创作道路,在他的理念中,坚持个人艺术信念是第一位的,为此可以在国家政策的边缘疯狂试探,更可以无视观众的观影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