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力的均势：基辛格的现实主义理想

1973年10月17日，在美国白宫，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沙特、科威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大臣）举行会谈。

阿拉伯外交大臣们略感惊讶地发现，美国政府似乎有意愿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

242号决议是联合国关于1967年6月“六日战争”的停战协议。主要内容有：1、以色列军撤出“六日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2、终止一切交战要求或交战状态，尊重和承认该地区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及人民的和平生活。

而彼时距离决议的通过已经过去了6年时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质问道：为何242号决议一直没有得到执行。

基辛格的回答很直接。他说：

原因在于以色列在军事层面的绝对优势。弱者没有谈判的资格。阿拉伯人曾经很弱，但是现在你们变强了。阿拉伯人如今取得的成就，超出任何人，包括你们自己的预料。

Mohamed Heikal, The Road to Ramadan, pp. 233-234.

基辛格的回应让阿拉伯外长们面面相觑。

（以色列领土扩张图）

事实上，1973年的这次会谈的确不是一次简单的会面，阿拉伯国家是用鲜血和实力赢得的谈判桌上的尊重。

当时，阿拉伯国家正处在两个战争之中：一个是埃及和叙利亚联手对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也称第四次中东战争），另一个则是阿拉伯石油国家对全世界石油消费国和西方石油公司的“石油战争”。

1973年10月6日下午2点，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划破了以色列全国的宁静，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出乎意料地对以色列发起猛攻。

在“六日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人已经多年没有听到这个警报了。他们以为和平已定，早已不再警觉。而赎罪日刚好是犹太人的休息日，这令以色列人民和军队对埃及和叙利亚突如其来的进攻措手不及。

在战争的头5天里，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势如破竹，以色列受到了重创。直到以色列缓过神来，才用美援装备向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发起反攻，并迅速地扭转了战争的局势。

而到10月16日，当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叙利亚和苏伊士运河西岸两条战线都取得了优势时，阿拉伯国家石油部长在科威特举行集会。他们打算联手提高油价，对以色列背后的工业国予以经济制裁。

当天，阿拉伯石油国在没有通知西方石油公司的情况下，宣布将油价提高17%——这在以前英美公司控制之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沙特石油大臣激动地说：

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太久，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临，我们是自己商品的主人了。

[英]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第十二章石油时代

石油国联手抬价的举措在当天就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了效果，石油价格开始恐慌性飙涨。

（20世纪60-80年代的石油价格变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阿拉伯产油国宣布联合决定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7日，有了我们在开篇时提到的那个白宫会谈。

但是当基辛格被进一步问到是否会保证242决议的执行时，他回答道：

“对不起，对此我无法做出承诺。”

在白宫会谈的两周后，也就是1973年11月10日，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第六次访问。

在中国时任外交部长姬鹏飞举办的晚宴上，基辛格激动地说，他在这次旅程中再次重复了1971年7月份秘密访华的路线，重温了初次进入中国境内时的兴奋心情。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第二年春天，即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落地北京后，他随即转赴杭州，与在那里等候的中方代表乔冠华磋商起草《中美联合公报》。2月27日凌晨，在西湖边刘庄的一个八角亭里，《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被最后确认和敲定。

（毛泽东与周恩来会见基辛格）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对两国都有巨大的好处。

从美国方面看，越南战争令美国深陷泥淖之中。这场战争使美国损失惨重，美国扶持的南越政权萎靡不振，不仅使美国的军队承受了不小的伤亡，从外交和利益上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越战又在美国内部激起了恐怖的反战浪潮，学生和市民的抗议逐渐演变成失控的暴力骚乱。身在哈佛大学的傅高义在1970年5月写给基辛格的一封信中说到：

我写信给您表达我对我们国家前途命运的急切忧虑。我从未经历过这么严重的危机。我无法告诉您，学生们现在的情绪离彻底暴动推翻华府还有多远。

[美]薛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五十年史：1955-2005》，第一章

由于北越政权在苏联的支持下已经取得了优势，美国急需中国的力量来制约北越和苏联，从而能够让美军在南越全身而退。

从中国方面看，与美国建交的好处也很明显。

位于中国北方的苏联早已抛弃了社会主义信仰，成为了赤裸裸的霸权主义。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了敌对。

1969年中苏双方还发生了流血冲突。面对苏联野蛮的入侵行为，中国在黑龙江和新疆对苏联予以坚决的反击。气急败坏的勃列日涅夫甚至还曾试图拉拢美国一起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

不过，彼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小米加步枪的军队，而是拥有核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军事强国。

基于中国崛起的不可阻挡的现实，基辛格不仅拒绝了勃列日涅夫的“邀请”，还将苏联的算盘告诉了周总理和毛主席。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 Hand in Hand。”

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68-1669页。

在面对苏联霸权主义这个共同敌人时，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成为了实质性的伙伴。

1972年11月，基辛格接受著名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采访。

当基辛格被问到是否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时，他反应激烈地说：“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

法拉奇说：“因为听您讲话，有时不禁要问马基雅维利究竟对您又多大影响，而不是您对美国总统有多大影响。”

基辛格辩解道：

丝毫没有影响。当今世界里可以被接受和利用的马基雅维利的东西很少，我只是对马基雅维利怎样来考虑君主的意愿感兴趣。它只是使我感兴趣，但没有达到对我发生影响的地步。如果您想知道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可以告诉您两位哲学家的名字：斯宾诺莎和康德。您把我与马基雅维利联系在一起有点奇怪。人们更多地把我与梅特涅的名字连在一起，但这也是幼稚可笑的。

马基雅维利和梅特涅都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而斯宾诺莎和康德则是带有宗教性道德神圣感的启蒙主义者。尤其当马基雅维利在西方已经成为不择手段的政治家的代名词时，说基辛格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相当于骂他是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