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

会议指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2005年，辽宁大地焕然一新，为响应省委号召，省政府发布了辽政办发[2005]16号文件，即《全省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开启了全国棚户区改造的辽宁试点。

两年的时间，辽宁改造了1212万平棚户区，建设了1931万平回迁楼，改善了120万户居民的住房条件，远超“16号文件”中说的，“用两到三年时间完成806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的目标。

起草文件的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份文件将深远影响中国之后十余年的经济路线，重新定义十亿中国人的财富。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全球需求断崖下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得不继1998年之后，再一次祭出房地产夜壶，开启了大规模“保障性安居工程”。

安居工程是个政策筐，如何排列组合，以谁为主，都是要经过充分讨论，最终各方博弈出来的结果。

就像1998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福利分房的时代终结，中国开启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

但实际上，对于商品房如何搞，上海已经抢跑“内测”了七年，正好97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倒逼出了这个“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同样，应对全球危机，中美欧之间既要相互博弈，但博弈结束后，也要相互配合，大家轮流去抗。

2008年美国先爆次贷危机，美国印钱刺激，2010年欧洲随后爆欧债危机，欧洲印钱刺激，2014年中国爆房地产库存危机，随后中国印钱刺激。

三个经济体错位爆发危机，避开了全球的共振。

只不过，无法对外输出危机的中国，想要跟着欧美印钱，就只能想办法为超发人民币找到回笼的工具。

而这一轮杀入决赛的两个方案，分别来自辽宁与上海。

2011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办发[2011]45号文件，其中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要求，“加快实施各类棚户区改造，改造资金由政府适当补助，住户合理负担。”